为什么要提出“和谐世界”新主张?“和谐世界”的重要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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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大幅度提升,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最大的新兴市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导航作用开始凸现,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则深入发展。为适应国际社会转型的重大趋势,我国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力促和平发展的战略构想,“和谐世界”正是二者之间的结合点。和谐世界的内涵:建设和谐世界,就是要在政治上平等民主,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交流共进,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新主张,表明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所具有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因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然而也有一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之所以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和谐世界”的主张不理解的缘故。要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世界”主张,首先需要理解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世界”主张的原因。为什么要提出“和谐世界”新主张?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然而与此同时,天下仍不太平,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由于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因而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许多国家仍然为贫穷和饥饿所困扰,世界还有近1/5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许多人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得不到满足;环境污染、非法移民、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以及艾滋病等严重传染性疾病的蔓延等跨国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理想还任重道远。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形势,从应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目的出发,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 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而中国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正是在这样的目标、任务和宗旨的指引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全方位地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使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稳定和发展了与各大国的关系,开创了周边睦邻互信和友好合作的新局面,巩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争取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同时,中国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和谐世界”的提出,无疑是对中国外交工作目标、任务和宗旨的进一步深化,它表明中国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实现全人类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坚定信念,和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及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不懈追求。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各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纷纷提出了不同的国际新秩序主张,中国政府也从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早在199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1]后来,中国政府随着实践的发展,对国际新秩序的探讨进一步加深,先后提出了推动多极化、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世界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等一些具体的国际新秩序主张,并对于建立新秩序的原则、目标、动力及保障机制等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到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完整表述,即“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谐世界”的主张,是中国政府对国际新秩序探讨的进一步深化,是中国对国际新秩序探讨的最新成果,“和谐世界”指出了国际新秩序具有的最基本特征,即“和谐”,指出了国际新秩序具有的基本形态,即“和谐世界”,从而使中国对国际新秩序的探讨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陷入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之中。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无数革命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才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完全是一部自相残杀的历史,特别是自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便把血与火带给了这个世界,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强权即公理,战争、掠夺、剥削、压迫成为常态,并最终把世界带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深渊,数千万生命惨遭涂炭。世界人民对和平、稳定、繁荣的美好新世界的追求从未间断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鼓舞下,联合国成立了,联合国的成立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美好愿望。然而随之而来的“冷战”打破了人们的梦想,“冷战”期间尽管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可是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不断,霸权主义盛行,世界局势仍然动荡不定。“冷战”的结束为世界人民追求美好新世界的理想提供了新的条件,然而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没有根本改变,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地区冲突不断,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进一步上升,和平的力量、进步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国际关系民主化进一步发展,在国际关系中,加强对话与合作以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成为当今世界一大趋势,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美好社会的前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离我们更近了。中国政府正是从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共同遭遇、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中,提出只有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才能够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其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和为贵”,《论语•学而》指出:“礼之用,和为贵”,意思就是说,礼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实现社会和谐。随着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和”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和为贵”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及民族关系的根本准则。“和”有和平、和睦、和谐、和顺之意,在儒家学说中,“和”是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想状态、最高原则和最终归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儒家主张“天人合一”,主张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以达到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和谐状态;在自身修养方面,主张克已、自省、慎独,以成为“圣人”、“君子”,即通过个人的修养以达到人格的完善和精神的和谐;在人际关系上,主张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和而不同”,认为按照“和”的原则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达到人与人和睦相处、社会安定有序的状态;在国家关系中,主张“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主张“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推崇和平外交,反对不义之战,以实现国家关系的和谐;儒家对“和”的推崇也体现在它对理想的追求中,儒家追求的理想世界就是国泰民安、万物和谐的“天下大同”的世界。“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而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国家内外政策的路径选择,那就是对内要建设“和谐社会”,对外要推行“和平外交”,建设“和谐世界”。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和谐世界”的主张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因而必将成为中国人民及世界各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相信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以维护全人类利益为已任的中国政府,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一定会早日实现“和谐世界”的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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